余永定
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
按照全球标准，中国的GDP增长也许仍然是强劲的，但2019年第三季度6%的年化增长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事实上，自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速超过12%，此后中国的GDP增速一直在持续放缓。这种下降趋势的危险要大过许多观察人士的认识。
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已经被国内外广泛认可。人们认为，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8%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充分就业之必需，因此不值得冒险推出更多的财政或货币刺激措施。相反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当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专注于提高增长质量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认为，这个目标在经济低速增长的环境下也许更易实现。
这种做法是错的。虽然结构调整至关重要，但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，相反它会阻碍改革。另外，鉴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妨碍数据的收集，中国的就业形势也许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强劲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阻止GDP增长的下降，尤其是防止出现滚雪球效应，否则日后恢复增长将愈发困难。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持续减速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之后，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花钱了。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只会加深他们的忧虑，即使其他条件不变，经济增速下滑也会让所有的金融稳定指标恶化。
所幸，中国还拥有采取刺激措施的政策空间。的确，从对GDP的占比看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（M2）处在世界前列。中国的财政状况也许并不如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强劲，企业债与GDP之比也是世界最高之一。不过仔细分析的话，相关风险是被夸大的。
与货币扩张相关的主要风险固然是通货膨胀，但米尔顿·弗里德曼在1956年断言的“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”，近年已经被彻底证明是错的。M2与GDP之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保持着低通胀，而M2与GDP之比较低的国家有时却要与高通胀做斗争。
中国也不例外。尽管过去十年M2的增长一直快于名义GDP的增长，但中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徘徊在2%左右，生产者价格指数则经常为负增长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中国家庭的理财习惯来解释：他们的大量储蓄推动M2增长，但增长主要是在储蓄账户，这不会引起通货膨胀。当前对中国来说，通货紧缩是比通货膨胀更严重的问题。
在财政方面，这些数字具有双重的欺骗性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过去十年的平均赤字与GDP之比不到2%，政府债务与GDP之比约为40%。然而仅今年前10个月，地方政府就发行了2.53万亿元人民币（3590亿美元）的特殊债券以支持公益项目。
这类债券不记入赤字融资，因为它们资助的项目被认为可以创造足够的收入偿付所有债务。如果被记入，中国赤字和债务的比率都会上升一大截。
但就算这些指标被重新计算，全部计入政府或有负债，中国的财政状况还是明显强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。更重要的是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，2016年中国政府拥有的净资产约为17万亿美元，这是抵御财政冲击的强大缓冲。
中国更大的风险是企业债，2017年达到GDP的160%以上。即便这样也没有理由恐慌，因为中国的企业债（主要是股市不发达造成的）融资主要来自国内的储蓄。(尽管近年有所增加，但中国的外债水平仍相对较低。)
而且，中国企业债与GDP之比的增速近年有所放缓。巩固这一趋势的最好办法不是拒绝企业债展期，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流动性短缺，把公司不必要地推向破产，而是要让公司有摆脱债务的机会。这就需要一个更快增长的经济。
中国拥有实施强有力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空间。虽然对这类计划的副作用和限度应当有充分的认识，但经济持续放缓的危险——不仅中国，即将衰退的全球经济也面临这一危险——需要政府使用刺激手段。